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可以很肯定的说有，因为历史原因，这里我就介绍几个死在监狱的日本战犯，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想多说几句。
日本战犯在我国历经了两个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一个是新中国时期。不得不说对于大多数日本战犯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老天对这帮恶魔大开幸运之门，让他们赶上了好时候。
对于战犯的处置，民国时期以“严惩”为主，149名战犯被处死，400多名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新中国则已“感化”为主，这是我党的老传统，我党接收日本战犯后，经过审判，一千多名战犯无一人被判处死刑，量刑最重的也不过18年有期徒刑，而有的战犯因为身体原因还不予起诉。
宣判结束后，我方又多次释放战犯回国，到1964年，所有战犯全部释放，嗯，这很仁慈。
好了，话不多说，下面还是言归正传吧！死于监狱的那些日本战犯们：
梅津美治郎
日本陆军大将，曾出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之一，也是东京审判的日本28名甲级战犯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白鸟敏夫
日本外交官，曾是日本驻意大利大使，他与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共同促成德意日三国同盟，力主入侵我国，日本投降后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平沼骐一郎
日本政界元老，激进派代表人物，抗战期间任内阁总理大臣，积极谋划并支持入侵东亚各国，也曾参与入侵苏联的诺门坎战役，日本战败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病死鱼巢鸭监狱。
佐佐木到一
日本陆军中将，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南京沦陷后，纵容部队在城内屠杀，进行百人斩比赛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就是他的手下，在南京，他曾指挥部队一次屠杀我国军民三千多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日本投降后，他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突发脑血栓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的日本战犯，由于我方的精心照顾，所以病死率特别低，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因病治疗无效而死亡的只有38人，病死率仅为4%，这是世界战俘史上最低的死亡率，堪称奇迹，而其余的战犯到了1964年全部释放回日本。
我们对恶魔仁慈，希望真的能感化他们，而不是另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
早年军统局最年轻的处长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时间是1960年11月，他后来曾经回去探望仍然被关押的徐远举、周养浩等原“同事”，特地还带了一本小说《红岩》，并且对徐远举说：“这部小说写的很好，很受读者欢迎，希望你能对照小说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后者当时比较乐观：“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你就等着给我们接风吧”，显然，徐远举低估了这部红色小说的威力。
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关押的各种战犯实行特赦，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这一年的9月18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和特赦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特赦是适宜的。。。”，比较聪明的徐远举知道第一批轮不到自己，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兼侦防处长”、重庆“11.27大屠杀”的刽子手，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
徐远举是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的，那一天是他35岁的生日，随后押赴西南军区设于重庆郊区四德村的拘留所，再转至白公馆关押，最后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作为毛人凤的得力干将，他先后主持了破坏“挺进报”、在重庆解放前夕又亲自指挥了对监狱中革命者的大屠杀、以及对重庆各重要设施的爆炸破坏等，杀人如麻，罪行累累。
对这些罪恶徐远举心知肚明，所以刚被捕时情绪非常低落，曾经对同伙说：“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特务可以不死，我徐远举不能不死”，几次转押期间都怀疑自己要被枪毙，事事怀疑，抵触改造。陈赓将军曾经专程去探望过宋希濂等黄埔校友，但是接见名单里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他感觉心灰意冷，为此还曾经跟宋希濂大打出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远举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尤其是特赦令宣布以后，改造态度变得积极起来。1959年10月起，主动撰写交代材料，以“血手染红岩”为题目详细回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按照功德林管理干部的看法，徐远举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他的材料结语是：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下，我恢复了人性，分清了是非善恶，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党和政府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延至1964年底，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已经特赦了五批战犯，“军统三剑客”里面的沈醉已经出狱，但是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的名字。徐远举虽然没有灰心继续在改造自己，然而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巨大影响，又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来功德林提审徐远举深挖材料的单位越来越多，令其压力骤增。
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徐远举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血压高的毛病也经常复发，而血压一高，他的脾气和嗓门就大，特别容易激动。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在曾经缝纫劳动时，因为心不在焉所缝制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当检验的管理干部要求他返工时，他再次激动起来，大吵大闹表示不服，事情过去以后，徐远举仍然不能平静下来，满脸通红。
徐远举试图冷静下来，就跑去洗漱间用冷水冲头，由于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血压也骤然升高，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时，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战犯管理所的医生闻迅赶来救治，诊断的结果是脑血管破裂，于是紧急转送北京复兴医院治疗，但是仍然未能抢救过来，1月22日晚，徐远举死亡，时年59岁。
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之后，周公一度很生气：“徐远举还没有60岁，年龄不大嘛，怎么会死”？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是徐远举确实死于脑溢血。两年以后的1975年，所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全部被特赦，但是徐远举却没有等到那一天，死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关押期间。
功德林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当然有死的，不仅有病老而死的，还有被杀的呢！
很多国民党将领在被俘虏时，决议自杀，最终没有死成。这种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云沛。
宋希濂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兵团总司令，在白马山之战后主力被击溃，就分散逃走，脱离国军战斗序列，在川南山区到处跑。到大渡河时，有个警卫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 败 涂 地 ！ ”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项羽“乌江自刎”的念头。自杀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枪，不多时，宋希濂就被俘虏了。
王云沛是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解放军解放浙江时，他走投无路，一头扎进大海里只求一死。没想到解放军战士把他捞了上来。一次死不成，就不想第二次了。王云沛骗战士“我是当兵的”，没想到战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于是就成了俘虏。
到了战犯管理所，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想要逃跑。刘秉哲、罗贤达二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均为军长，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为效忠“党国”，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还有很多不知名战犯，在管理所里闹出了各种自杀的戏码。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杀者安置在里面。
在《特赦1959》中表现很好的沈醉，其实在管理所里写了不少的“反诗”。比如“绛帐新垂列绮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再比如“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夹管弦。悄问座旁邻院女，今宵花月为谁妍？”有人算过，沈醉在几个月就写了上百首反诗。
一开始，战犯们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愿意多说话。可是他们最后却发现，解放军把他们关起来，其实时保护他们。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曾经把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共产党政治犯全部杀害，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1952年清明节 ， 重 庆 有 数 千 人 到 白 公 馆 烈 士 墓 前 扫墓，“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特务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挡住群众，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战犯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和国的战犯管理政策，开始争相交代罪行。国民党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 军 林 交 待 了 一 桩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 当年，他在沂蒙山区时，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那一幕惨剧，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心，使他永远不能忘怀。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又残忍把孩子地丢进去。孩子倒在妈妈身边问 ：“妈妈，我睡哪头？”
事情很快变味了。一些战犯开始吹牛，吹嘘自己多大官，干过多少大事，想从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一些特务小喽啰硬说自己时大特务，还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头上。可是这些旧社会带来的吃空饷、欺上瞒下的伎俩怎么会欺骗到管理所，最后都被揭穿了。
在战犯管理所，战犯们通过自我管理，积极劳动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改造。典型就是郑庭笈管理澡堂和黄维研究永动机，虽然困难重重，却得到了同学们共同的鼓励。
真正让战犯们脱胎换骨的，是战犯管理所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国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看到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再对比自己长江上坐船差点倾覆，感叹共产党办实事说真话。昔日大特务文强，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写诗道“九月天高天气晴，登临揽胜大江清。雄桥飞渡联南北，万国通途会古城。三镇毗连秋水共，两江交汇锦云横。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自惊！“
杜聿明参观长春时，发现长春市郊建立起现代化的汽车厂，感到极其震惊。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郑庭笈看到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回忆自己之前驾驶过的汽车因为零件损坏就要全车报销，盼望国家能自己造汽车，却不得不在老将命令下打内战。杜聿明开着解放卡车，直呼太棒了。
宋希濂参观北京八大胡同，发现昔日的窑姐们已经改邪归正做了棉纺织厂的女工，大都嫁给老实人成家立业。宋希濂回忆以前鸦片烟横行，就连四川的滑杆轿夫也依赖它提升力气。到现在，黄赌毒已经彻底清除，宋希濂感慨共产党力量伟大。
这就是战犯改造的全过程，新中国用这种方式和旧社会告别，实在是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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